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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章 周纪四 赧王中（第3页）

宋国城墙上的角落里，有只麻雀孵出了一只怪鸟。史官占卜后说：“这是吉兆，小鸟孵出大怪鸟，宋国肯定能称霸天下。”宋康王一听，高兴坏了，立马起兵灭了滕国，攻打薛国，向东打败齐国，占了五座城；向南打败楚国，夺了三百里土地；向西打败魏军。宋国和齐国、魏国成了死对头，宋康王就更觉得自己能称霸了。他急着成就霸业，居然用箭射天，用鞭子抽打大地，还把祭祀的社稷坛给砍了烧了，想以此显示自己连鬼神都能征服。他在宫里通宵喝酒作乐，屋里人喊万岁，堂上、堂下、门外的人都跟着喊，一直传到全国，没人敢不喊。天下人都叫他“桀宋”。齐湣王趁机起兵攻打宋国，宋国百姓吓得四处逃散，城池也守不住。宋康王逃到魏国，死在温地。

赧王三十年，公元前285年，丙子年，秦王在宛和楚王会面，在中阳和赵王会面。

秦国的蒙武攻打齐国，拿下九座城。

齐湣王灭了宋国后，骄傲得不行，开始向南侵略楚国，向西侵犯韩、赵、魏三国，还想吞并东周和西周，自己当天子。

燕昭王则日夜安抚百姓，燕国变得越来越富裕。他和乐毅商量攻打齐国的事儿。乐毅说：“齐国继承了当年称霸的家底，地广人多，光靠咱们燕国可不好对付。大王要是真想打，不如联合赵国、楚国和魏国。”于是燕昭王派乐毅去联合赵国，又派其他使者去联络楚国和魏国，还让赵国用攻打齐国的好处去诱惑秦国。各国诸侯都讨厌齐湣王的骄横残暴，都争着和燕国一起谋划攻打齐国。

赧王三十一年，公元前284年，丁丑年，燕王出动全国兵力，任命乐毅为上将军。秦国的尉斯离率领军队和韩、赵、魏三国的军队会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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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王把相国大印交给乐毅，乐毅就统领秦、魏、韩、赵四国的军队去攻打齐国。齐湣王也发动全国兵力抵抗，双方在济西大战，齐国军队被打得大败。乐毅让秦国和韩国的军队先回去，派魏国军队去占领原来宋国的地盘，安排赵国军队去收复河间，自己则率领燕国军队，一路向北追击。剧辛就劝乐毅：“齐国大，燕国小，这次靠着诸侯帮忙才打败齐国军队，应该赶紧占领齐国边境城市来增强自己实力，这才是长久之计。现在放着边境城市不打，一味深入，对齐国没啥大损失，对燕国也没好处，还会结下深仇，以后肯定后悔。”乐毅却不这么想，他说：“齐王这人，好大喜功，刚愎自用，听不进下面人的意见，还罢免贤能，信任小人，政令残暴，百姓都恨他。现在他们军队被打散了，如果我们趁机继续进攻，齐国百姓肯定反叛，内部就会大乱，这样就能拿下齐国。要是不抓住机会，等齐王后悔改过，体恤百姓，那就难办了。”于是乐毅继续率军深入。齐国果然大乱，齐湣王也逃跑了。乐毅进入临淄，把齐国的宝物、祭祀礼器都运回燕国。燕王亲自到济上犒劳军队，又是行赏，又是宴请士兵，还封乐毅为昌国君，让他留下来继续攻打那些没被占领的齐国城池。

评论

这段历史记载跨越二十五年，生动展现了战国晚期诸侯纷争、权力更迭与社会动荡的宏大图景，其中蕴含的政治博弈、人性抉择与历史规律，至今仍具深刻启示：

- 国家命运的核心变量：秦楚对抗中，秦国以“无道”之姿，凭借强大军事与战略智谋（如扣留楚怀王、以战逼和）不断扩张；楚国则因决策失误、内部腐朽，在“忍父仇而婚仇敌”的屈辱中逐渐衰落。这印证了荀子“善用道则百里可立，不善用则千里为役”的论断，凸显治国之道、人才战略对国家兴衰的决定性作用。赵国“沙丘宫变”因赵主父在继承人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引发内乱，致使一代雄主饿死，国政旁落，警示权力传承制度与决策果断性的重要性。

- 战略决策的深远影响：乐毅伐齐的战略堪称经典，他精准把握齐湣王“骄暴失民心”的弱点，力排众议选择长驱直入，直击齐国统治核心，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与胆识。相比之下，剧辛拘泥于眼前利益，主张先取边城，格局高下立现。齐国灭宋后的骄横扩张，四处树敌，最终引发五国伐齐的灭顶之灾，揭示出“骄兵必败”“合纵连横”在战国政治中的关键作用。

- 人性与权力的激烈碰撞：公子章与田不礼的叛乱、肥义的忠诚赴死、李兑与公子成的权谋算计，勾勒出权力场中人性的复杂与脆弱。肥义坚守对赵主父的承诺，不惜以命相护，其忠义令人敬佩；而李兑、公子成出于自保，围杀主父，尽显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无情 。宋康王因迷信“小而生巨必霸”的谶语，骄奢暴虐，最终身死国灭，深刻诠释了权力对人性的异化与反噬。

这段历史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战国时代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，也揭示了国家兴衰、个人命运背后的必然逻辑。它警示后人，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个人发展，都需以史为鉴，保持清醒的头脑、长远的眼光与坚守正道的决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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